原作 | 柑橘与百合

改写 | Chris

校对 | Eve

来源 | https://youtu.be/Tij1ggkLn2s?si=NMyD5fGYm6x7cbvy

制作 | 刀刀

图源 | 网络

今天我们将探讨国际体育赛事中性别检测的历史变迁，以及体育赛事为何采取性别分离的制度。最初，体育赛事几乎完全是男性专属，没有考虑女性参赛者的情况。例如，1967年春天，凯瑟琳·斯威策（Katherine Switzer）成为第一个注册参赛并成功完成波士顿马拉松（Boston Marathon）的女性[1]。当时，尽管没有书面上关于性别的规则，但负责人一旦发现是注册者为女性便会取消其参赛资格[2]。凯瑟琳·斯威策巧妙地用她的名字简写K. Switzer进行注册，使组织者未能辨别出她的性别，从而注册成功。根据威策本人回忆，她参赛时起跑线上的其他的男运动员非常友好地欢迎她参加这个比赛。然而，跑到一半时，马拉松的组织人之一冲上来试图扯下她的号码布并将她带离赛道。当时与她一同比赛的男友兼教练挺身而出，与组织者发生了冲突。此时威策继续跑步并且完成了比赛，成为史上第一个注册参与波士顿马拉松并跑完26.2英里的女性运动员。这件事情见报以后，波士顿马拉松的举办方迅速采取行动，将禁止女性参赛的条款正式写到了他们的规章里。波士顿马拉松组织方于1972年，也就是威策参赛后5年，开办了和男性分离的女性马拉松比赛。

凯瑟琳·斯威策

体育赛事的性别分离，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早期体育组织者对女性参赛的抵触态度。这种分离往往源于对女性生理结构不适合长时间跑步的误解。在1967年的波士顿马拉松中，除了斯威策，还有另一位女性运动员波比·吉布（Bobbi Gibb）试图注册参赛。由于没有隐藏性别，吉布遭到了拒绝。组织者认为女性在生理上无法完成26.2英里的马拉松 。吉布在未注册的情况下坚持参赛，并且比威策快了一小时完成比赛。1996年，波士顿马拉松组织方最终追认Gibb为当年的女子马拉松冠军。

波比·吉布

这一论调，即女性身体不适合参与体育运动，与社会对女性参与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偏见类似。在STEM领域，女性的参与比例较低常被解释为女性不擅长这些领域。然而，现代女权主义者普遍认为，女性在STEM领域的表现并不逊色于男性。女性在这些领域的比例低，更多是由于长期社会文化的负面反馈，导致女性倾向于不选择这些职业发展方向。这种文化偏见是否同样影响了女性在体育锻炼中的表现？尽管许多人仍然认为女性在运动上不如男性，但现代观点逐渐认可“女性也可以擅长运动”的说法。

大家也许知道，第一届奥运会没有女性参赛，直到第二届奥运会才有女性运动员参与。即便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中逐渐加入女性项目，女性体育的地位仍然远低于男性体育。观众们常常注意到，女性体育赛事的报道关注度较低，赞助金额也远不及男性赛事。

维基百科对1900年奥运会女性参赛者的介绍

在20世纪英文媒体对女性运动员的报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记者和公众对女性运动员的看法与对男性运动员的看法差别极大。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报道的内容上，还体现在对运动员的评价和描述方式上。记者们在报道女性运动员时，往往避免聚焦她们的体育表现，而是倾向于强调她们的性别角色，如她们是几个孩子的母亲。这种报道方式往往带有明显的性别化倾向。例如，1968年《洛杉矶时报》对滑雪运动员凯伦·巴奇（Karen Budge）的描述中，形容她为一位身材修长的金发女郎，拥有“拉斯维加斯舞女”的身材，甚至称她为“18岁的桃子蛋糕”，并评论她的蓝色眼睛足以融化整个滑雪坡或引起男士们狼嚎式的口哨。人类学教授玛格丽特·邓肯（Margaret Duncan）指出，女性运动员在被拍摄时的造型有时与软色情模特惊人地相似。这种性别化的报道环境使得不符合传统女性美的运动员在公众眼中显得尤为突出，甚至被认为是对女性刻板印象的巨大挑战。有肌肉的女性，常常被视为严重偏离了传统女性形象，性别研究领域把这种现象视为体育赛事中对运动员外观的规训。

凯伦·巴奇

国际体育赛事的管理主要由两个组织负责：国际田径联合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thletic Federation，IAAF，2019年改名为World Athletics）和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IOC）。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规章的推动者是国际田径联合会。该组织于1966年首次在实际比赛中引入性别测试，以回应对苏联和东欧一些顶尖女子运动员性别的质疑。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质疑主要来自西欧和美国，而非苏联和东欧。最初的性别测试被称为“裸体游行”（nude parade），即受试运动员需完全脱光衣物在医生面前走一圈。由于这种测试方式受到强烈反对，它很快被不需要脱衣服的染色体检测所取代。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运动员不再接受身体检查。

左：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右：国际田径联合会

在这一时期，性别检测是强制性的，每位参赛的女性运动员都必须接受染色体检测，检测合格者将获得“女性认证”（femininity certificate）。持有该证书的运动员不再需要重复接受检查。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很快也采纳了这种性别检测手段，此后大多数国际体育赛事都要求进行性别检测。

其中一个重要的案例是西班牙跨栏运动员玛丽亚·何塞·马丁内斯·帕蒂尼奥（María José Martínez Patiño）。她在1985年神户奥运会时由于忘记携带“女性认证”而被迫重新接受检查，结果发现她具有XY染色体。这并不意味着她是男性，而是她属于46XY型性别发育差异（Differences of Sexual Development，DSD）。间性别（DSD）人群指的是因遗传条件导致其性别特征（包括染色体模式、性腺、生殖器官、第二性征）与传统性别二元不符（注：这里提到的46XY型DSD只是间性别特征的一种）。简单来说，虽然基因型为XY，但体内缺乏对睾酮的受体，身体没有发育出阴茎和外置睾丸，身体外观和顺性别女性无异。出生时她被指派为女性，全球间性别人口的普遍数据大约为1.7%，即约1.38亿人。

玛丽亚·何塞·马丁内斯·帕蒂尼奥（左）。

她于1983 年获得了右侧这张女性认证，之后在1985 年的性别测试后被禁赛。

被发现拥有XY染色体后，组织者要求她假装受伤退出比赛，以避免引起公众关注。然而，玛丽亚坚称自己是女性，勇敢地参加并赢得了比赛。随后，她被公开禁止参赛，所有之前获得的奖牌被收回，同时被开除出运动员宿舍并被取消体育奖学金，她也失去了许多朋友和未婚夫。然而，尽管经历了这些打击，玛丽亚并没有退缩，而是继续公开与世界田径联合会对抗。医学界也有很多声音支持她，最终世界田径联合会和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废除了染色体测试作为性别检测的标准。2005年，玛丽亚在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了一篇自述文章，她表示：“我知道自己是一名女性，我的基因差异并没有给我带来不公平的生理优势，我无法伪装成男性，我有乳房和阴道，我没有作弊。”玛丽亚的抗争并不能说是非传统性别表达（gender non-conforming）人群的胜利，而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顺女的胜利。

尽管染色体测试主要影响的是间性别群体的权益，但许多人认为性别检测本身就是对运动员外观的规训和不尊重。染色体测试被废除后，国际体育赛事组织基本上不再进行统一的性别检测，而是进入了基于怀疑的测试阶段（test based on suspicion）。即并非所有运动员都需要检测，但如果有人对某位运动员的性别有疑问，组织方可以对该运动员进行检测，并将决定权交给特定比赛的组织者。

在2009年，国际体育赛事中的性别检测再次引发广泛关注。这一年，南非运动员卡斯特·塞门亚

（Caster Semenya）在世锦赛800米比赛中以2.45秒的优势赢得金牌后，媒体和竞争对手迅速对她提出质疑。意大利选手（第六名）和俄罗斯选手（第五名）纷纷向媒体抱怨，认为塞门亚的体型和发达的肌肉使她看起来像个男性。对此，世界田径联合会（IAAF）宣布将对塞门亚进行性别检测。然而，与此同时，其他参赛选手并未接受类似检测。世界田径联合会发言人表示，检测将包括染色体测试、妇科检查（即检验女性内外生殖器官）、CT扫描等一系列程序，但最终结果未被公开。

媒体对塞门亚的报导充斥着性别化的描述，称她肌肉发达、嗓音低沉、腋毛未刮，并穿着男式短裤而非比基尼短裤。这种描述很快引发了公众对她性别的讨论。塞门亚的母国南非因此向联合国提起人权投诉，指责世界田径联合会的测试存在“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塞门亚年仅18岁。

卡斯特·塞门亚

在塞门亚事件后，世界田径联合会和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相继推出了新的检测标准，以睾酮水平为主，并且强调这些检测不再被称为“性别测试”，声称这些规定并不意图做出性别判断，而是用于确定运动员是否因为激素特征不具备参加女子项目的资格。尽管如此，睾酮水平仍被大众视为与性别密切相关的指标。世界田径联合会的发言人曾发表过极具争议的言论：“她（塞门亚）是女性，但可能不100%是。”最终，世界田径联合会要求塞门亚在重新参赛前必须服用药物来降低其自然的睾酮水平，这种药物包括抗雄药物，但具体的药物方案和监测措施并未公开。塞门亚在此情况下接受了世界田径联合会的裁定，没有与其对抗。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印度运动员杜特·昌德（Dutee Chand）身上。杜特·昌德成为第一位在世界级100米比赛中获得金牌的印度人，但媒体很快开始暗示她看起来像个男性。结果，她被世界田径联合会安排接受了一系列检查，包括染色体检测、MRI扫描及详细的妇科检查，旨在评估睾酮的影响。这些检查包括测量和触诊阴蒂、阴道和阴唇，并评估乳房大小和阴毛分布，根据五级评分标准进行评估。这些检查是在2014年进行的，距离上一次体育比赛中的性别检测已经过去了50多年。

与塞门亚不同，昌德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提起诉讼并胜诉。CAS裁定，尽管自然产生的较高睾酮水平可能提高运动员表现，但委员会认为这种优势不比营养、专业训练设施、教练以及其他基因和生物学上的差异更为显着。胜诉后，塞门亚和昌德得以在2016年里约热内卢夏季奥运会上参赛，无需强制服用药物。

杜特·昌德

不过，世界田径联合会并没有停止其检测程序。2018年，世界田径联合会重新制定了女性运动员的睾酮水平要求，将标准从10nmol/L降低至5nmol/L，该规则仅适用于400米、800米和1500米项目，而这正是塞门亚参赛的项目。塞门亚对此规则提出了反对，并将案件再次提交至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但最终败诉。世界田径联合会在这次诉讼中出示了由其资助的研究，声称睾酮水平对运动员表现有显着影响。然而，四年后，该研究的作者在同一期刊上发表了更正聲明，承认研究中的数据不足以支持其结论。这一研究未能有效支撑世界田径联合会的睾酮政策，而此时塞门亚的运动员生涯已基本结束。尽管如此，塞门亚至今仍积极发声，反对世界田径联合会的睾酮检测政策。

在体育赛事中，性别检测不仅是社会对女性的要求的体现，也反映了科技发展提供的可能性。20世纪60年代，强制性的染色体检测得以广泛实施，部分原因是当时发明的巴氏小体（Barr body）测试，这种测试方便且成本较低，仅需用棉签擦取口腔上皮细胞即可完成。早期，未通过染色体检测的间性别女性通常被要求退赛。然而，21世纪的性别检测已经不再如此简单。

虽然目前的规则表面上以睾酮水平为准，但实际上并不是单纯地通过验血来测量睾酮水平那么简单。国际奥委会的公开聲明称，为了保护运动员的健康，体育当局有责任确保任何出现的女性高雄激素血症病例都能得到充分的医学跟进。这种做法可以被视为一种针对间性别人士的身体歧视（ableism）。世界田径联合会和国际奥委会一方面宣称较高的睾酮水平为女性运动员带来“不公平的优势”，另一方面却病理化这些运动员，试图以此正当化对她们实施的医疗手段。需要指出的是，睾酮水平并不一定直接影响人的生活质量。不同个体在高低睾酮水平下的健康状态各异，有的人高睾酮水平健康，有的人低睾酮水平也健康。对于许多间性别女性运动员来说，在被国际田径联合会要求接受详细检查之前，她们的健康状况通常没有问题。

强迫运动员服用降低睾酮的药物已经被证明存在副作用。在一次访谈中，塞门亚谈到这种药物时表示：“服药让我惊恐发作，仿佛每天都在用刀扎自己。”然而，国际田径联合会的医生声称这些药物无害，而在患者和权威之间，人们往往更倾向于相信权威。

更甚者，2013年一篇由国际田径联合会下属的医生署名的学术文章透露，四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女性运动员被推荐到法国的一家诊所接受详尽的妇科检查。检查后，医生提出了包括性腺移除手术、外性器官整形手术和荷尔蒙治疗等医疗建议。手术后，这些运动员被允许在一年后继续参与竞技活动。该文章发表后，世界田径联合会的一些官员对泄露病人隐私表示愤怒。至于这种愤怒是因为泄露病人的个人隐私还是暴露了世界田径联合会内部操作的真实性，就不得而知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医疗手段并非针对患者的健康，而是为了使她们符合体育赛事组织者设定的标准，这些标准往往较为随意。

对于女性运动员的外性器官整形手术，具体形式类似于臭名昭著的女性割礼。手术的目的被解释为防止在体育赛事的尿检阶段被发现有较大的阴蒂，但这一解释并不足以论证手术的必要性。这样的医疗伦理问题引发了广泛批评。一方面，组织机构和医疗机构未必能保证患者的知情同意。例如，乌干达田径选手安妮特·内格萨（Annet Negesa），她是一名雄激素不敏感综合征的运动员，在2020年向人权观察表示曾在检测后被送往法国就诊，随后回国手术后发现自己的未完全发育的睾丸被切除。

安妮特·内格萨

另一方面，运动员在面临多方压力时作出的知情同意，很可能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的选择。特别是当国际田径联合会提出接受医疗手术才能继续参赛时，来自贫困背景的运动员可能为了获得经济稳定和自由而接受对人生影响极大的医疗手段。虽然世界田径联合会声称性别检测旨在“保证比赛公平”，但具体的政策背后的逻辑往往不够透明。

幸运的是，从2008年起，国际奥委会每四年举办一次国际体育科学会议（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Science，Education and Medicine in Sport），旨在围绕奥运会举行大型的多学科专业会议。虽然会议属性不对外公开，但有与会者记录下了2012年会议上，世界田径联合会成员斯蒂芬·贝尔蒙（Stephen Belmont）的讲话。

国际体育科学会议

斯蒂芬·贝尔蒙（Stephen Belmont）作为国际田径联合会（IAAF）在睾酮水平相关检测规则制定、推广及实施方面的主要负责人，其在2012年科学会议上的讲座属性如今显得颇具戏谑色彩。其第一张幻灯片展示了弗朗西斯科·戈雅（Francisco Goya）的画作《裸体的玛哈》（La Maja Desnuda），这幅画作的模特身份尚未确定，有学者认为其可能体现了画家理想中的女性形象。值得注意的是，戈雅还创作了一幅穿衣服的《玛哈》，然而贝尔蒙却选择了裸体版本的图像进行展示。右侧的对比图片则是著名健美选手弗莱克斯·惠勒（Flex Wheeler），他被施瓦辛格称为史上最伟大的健美选手之一。惠勒的基因变异使其肌肉得以几乎不受限制地生长，虽然他也像大多数健美选手一样长期服用药物。贝尔蒙将拥有内源性高雄激素水平的女性与使用兴奋剂的运动员画上等号，声称只有服用兴奋剂或天生拥有高雄激素水平的女性才能达到男性水平的睾酮。为此，他配以了一张女性健美运动员的图片进行说明。此处不仅对比了女性健美运动员与男性健美运动员，也对比了女性健美运动员和《裸体的玛哈》的画作，意图强调这种外观不符合传统的女性刻板印象。

《裸体的玛哈》与弗莱克斯·惠勒

在探讨体育赛事中的性别检测时，我们需深入了解几个关键方面，其中包括睾酮水平的重要性，但仅凭睾酮水平来判断性别是不足够的。具体而言，进行更为详尽的身体检查（即检查女性内外生殖器官）已成为某些专家的建议。这一点在玛丽亚·何塞·马丁内斯-帕蒂尼奥的案例中尤为突出，她的情况促使世界田径联合会和国际奥委会废除了强制的染色体检测。

玛丽亚的情况属于雄激素不敏感综合征（AIS）。AIS是一种间性别特征，其体内虽然有雄激素（如睾酮），但身体组织却缺乏对这些激素的受体。她的基因型为XY，但由于对睾酮不敏感，她的外生殖器表现为女性特征，体内可能存在发育不完全的睾丸。尽管她体内分泌了正常量的睾酮，但由于身体无法感受到这些激素的作用，她的身体表现为典型的女性特征。因此，在会议上贝尔蒙说“雄激素不敏感综合征本身并不构成问题。正如阿恩（另一位世界田径联合会代表）指出，有些女性即使睾酮水平很高，她们的身体外观依然保持典型的女性特征，并且没有任何体育竞技优势。这是因为这些女性缺乏功能性的睾酮受体。顺带一提，大多数这样的女性在外貌上非常美丽，有的还从事模特工作。”

因此，仅凭睾酮水平测量并不足以评估其对身体的具体影响。世界田径联合会列举了一些指标来判断睾酮的高功能，包括声音低沉、胸部萎缩（atrophy）、无月经或停经数月、较高的肌肉量、体毛分布类似男性以及Tanner打分（Tanner Score）。Tanner打分用于评估胸部和阴毛发育水平，低分表示发育水平低，高分则表示发育水平高。另一个指标是Ferriman-Gallwey打分，这是一种评估体毛分布的标准。高分表示体毛旺盛，低分表示体毛较少。此外，还需考虑是否存在子宫和阴蒂发育过剩。

目前，对睾酮敏感度的测量尚无具体的生物化学指标，国际田径委员会依赖的主观身体检查指标来判断间性别特征的女性运动员。一个较为激进的观点为：一些专家认为，最重要的指标是阴蒂大小，因此强调了需要进行妇科检查，甚至希望所有运动员都接受这种检查。尽管这种提议并未实施，但其无视医疗伦理的政策制定确实令人震惊。这也解释了为何世界田径委员会会推荐对运动员进行完全没有必要的外生殖器整形手术。实际上，性别检测的核心在于阴蒂的大小。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体育赛事中的性别测试常以防止男性冒名顶替参加女性比赛为理由，但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性别检测的结果一直指向间性别人群，而被检测的间性别运动员往往在事前并不知晓自己拥有间性别特征。因此，她们在强制医疗检查中被迫出柜，受到公众质疑，甚至并被强迫接受手术。可以说，体育赛事的性别测试从未发现所谓的“顺男”冒名顶替者，这个过程实际上对女性运动员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而男性运动员则无需参与性别检测。不管其意图如何，性别检测在保护女性的名义下实际上伤害了女性。当前的性别检测规则是基于对性别表达的偏见，这种偏见主要源自于白人主导的顺性别异性恋范式。一些性别研究领域的学者指出，性别检测几乎从未单纯为了性别问题而存在。在美苏冷战时期，争议的性别问题多出现在东欧和苏联的女性运动员身上，而21世纪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在来自非洲和亚洲的有色人种女运动员身上。这样的现象表明，是否有间性别并不取决于种族，而是与主导的性别刻板印象有关。

过去二十年的国际体育性别检测充满了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偏见。性别检测的构建实际上是一种将“边缘案例”强行纳入二元性别体系的做法。这种做法固化了性别二元的刻板印象，暗示人们必须被分为男和女两类。这一点有悖于当代酷儿性别理论的主张，酷儿性别理论强调性别的多样性和流动性。跨性别和非二元性别者在参与体育比赛时面临的争议，与间性别人士在过去一百年间遭遇的偏见有许多相似之处。表面上是为了所谓的公平竞争，但实际上这种争议和偏见很大程度上源于这些人挑战了传统的性别二元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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